父亲姓莫，按照故乡旧时通行的说法名汝昌字言卿。从我记事时起，好像大人们都直呼莫言卿而从未有谁叫过莫汝昌的。
在我参军以前的13年多，除去在潼南中学读了50天书以外，其余4700多天，很少有哪一天不见父亲的面，而每一次父亲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，总是那个一板正经的样子。因此在我心目中父亲始终高高在上，虽然近在眼前却又相距很远很远……
1951年记不起是春节后的那一天，我报考军干校（军事干部学校的简称）被录取了。离开潼南的那天早上锣鼓宣天，整个县城顿时沸腾了起来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排在街道两边，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之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……，突然父亲从人群里闪了出来，把我从行进中的队伍里拉了过去，大步流星地赶到带队的“首长”面前，近乎哀求地说“我这娃儿年龄还小，请队长在路上多多关照”。父亲话音刚落，我禁不住眼泪直流，而我恍惚看见父亲也在擦拭自已的眼睛。从那时起，我才知道父亲其实是深深地爱着我的，当然也包括我们几个兄弟姐妹。
父亲生于1900年农历腊月初三，卒于1961年农历九月27。算起来还是清朝后期光绪年间出生的。根据“校歌”中一句“清而立，欧亚*一校”的歌词推论，当时家乡的古溪小学已经成立，不知道父亲是否在那所小学里读过书。我想即使没有上过小学也一定是读过几年私孰的，他会使用算盘，会以“中式记帐法”记帐，墨笔字也写的不错，当时在方圆十里之内算是“出类拔萃”的“知识分子”。是否这个原因，曾经两次担任本保保长，至今已无从查考。
父亲的父母亲（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）在我出世的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，我至今不知道他们姐弟三人（父亲头上有个姐，脚下有个弟）是怎么活过来的。听母亲讲父亲家的祖业好象有250多挑谷子的田地（以5挑折1亩计算大约为50亩），父亲的姐姐（我的姑姑）出嫁了，按照旧时的传统惯例是不继承的，所以只能由父亲和他的弟弟平分。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两弟兄一直没有把这250多挑（50亩左右）田地分割开来，所有的田地除了自已直接经营了几亩以外，其余40多亩好象都是以父亲的名义租给了八九家佃户在耕种。也因为如此，到解放后父亲才成了当地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。我们兄弟姐妹也都成了地主子女。
父亲很少下田干农活，我们家耕种的那几亩田地（还养了一头大牯牛）主要靠雇请短工打点。不过占尽了那田边地坎的数百株桑树则是父亲包揽了的，从种植、施肥、治虫、修枝都由他一手操弄。另外，制作蚕种、蜉蚁（养小蚕）、土法缫丝也是他的“专利”。采桑养蚕则是母亲、姜五姐（后文再述）和我们兄弟姊妹的“共同事业”。除了经营田地，父亲还在镇上租有一间门面，安装了两台脚踏式轧花机（脱棉籽的机器），每逢农历一四七赶场的日子，附近棉农都可去那里自助轧花，父亲只负责指导、过称收费和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。
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，父亲的弟媳和弟弟（我们兄弟姐妹叫满娘和满满）先后去世，满娘和满满的七个子女（也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堂哥、堂姐和堂弟）和两个儿媳，虽未和我们一锅吃饭，但也没有严格的分家。我始终没有搞明白这两家人的收入和支出是如何安排和分配的。
父亲有一个姐姐（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否有正式的名字，我们姊妹都叫她“刘大娘”），姐夫叫刘超凡，也就是我很好的姑父，是方圆几十里很出名的中医，在镇上开了一家常年顾有4至5个伙计的中药铺，乡下还有少量的土地出租，育有两儿两女，生活过的比较殷实。姑父母是我们家往来很为频繁的亲戚，其小儿子刘继烈，比我小5个月，是我童年时期很好很亲密的玩伴，在古溪小学读书时又是同班同学。我离家后也常有书信往来，1960年我在省财政校学习，他正好在四川大学读书，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一起度过的。
1949年10月，家乡刚解放，也就是说新政权一建立，就开始发动群众进行轰轰烈烈的“减租退押”、“清匪反霸”斗争，我离家那段时间又正在进行“土地改革”……，这些政治运动，对于地主份子和为伪政府服过务的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，在运动中被镇压（包括处死和判处各种徒刑）的不是少数。大约是1950年底至1951年初，父亲曾多次被农民自卫队押到凌云寺（本村的一个寺庙）批斗，每次被押走时家里人都很担心，怕是回不来了，而每次又都出人意料地被押了回来！有两次负责押人的自卫队员，还特地留下来劝父亲，要他想开点，说“你还不是违法地主，当伪保长的时候也没有多少民愤，只要过了土改这一关，以后就不会再象现在这样被批斗了”，父亲还是将信将疑，惶惶不可终日。1951年初（春节后几日），古溪区境内和我一起考上军干校的有十多名青年学生，通知去县城集合的头一天，带队“首长”叫推选一位成份好的家长为代表一起到县城参加欢送会。挑来选去竟没有一个家庭成份不是地主的！“首长”感到非常为难，直到出发前一个多小时才果断决定：“那就选一个开明地主作代表罢”，于是才有父亲把我从行进的队伍里拉出来请求“队长”多多关照的那一幕。我因此揣想当了那个“代表”也许父亲就不再怀疑过不了“土改关”了。
我相信父亲当伪保长时没有作过什么惹起民愤的“恶”，乡上要逼着他拉壮丁的时候也总是借故搪塞，但有一点我是耽心他难咎其责的，那就是当时我们一家（连同满满的几个儿子）至少有4人符合当兵的条件，却一个也没被当成“壮丁”抓走！无论怎么讲，在客观上他是起到了庇护的作用。
父亲一生经历过三次婚姻。*一任妻子姓李，过门不久生了一个男孩（应该是我的大哥，不知道曾否取过正式的名字），未满周岁母子二人就先后去世了。第二任妻子姓何，也生了一个男孩，依照莫家族谱上的字辈取名异珍（按父亲与其弟两家人的儿子统一排行，名列第4）就是后来我的四哥，不知四哥几岁时母亲也去世了。第三任妻子姓匡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先后生了我和念文（女）、次文（女）、异新（男）、碧文（女）等五个子女。次文大约只活了五六岁，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也没怎么害病就死去了。我离家时异新刚满7岁，1958年“大跃进”期间毛主席号召全民大炼钢铁，每家每户的“主要劳动”非加入“钢铁大军”不可，异新念及父亲体弱多病，几经周拆终于取得村（社）干部同意“替父从军”。据同村活着回家的人讲，异新离家不到半年，即因不堪重负和饥饿而累死在离家乡500多公里以外的昭化县三堆坝（现在的广元市利州区三堆镇）附近一个深山沟里。
我从军一年三个月以后，转业到苍溪县税务局工作，离家虽然不是很远，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，一直没有机会回家探亲。直到1960年8月，我在省财政干部学校学习结业，才从成都绕道大足县邮亭铺，到四哥任教的潼南五桂乡小学停留一天，然后回了一次家。那时正是全国经济很困难的时期，离别整整十个年头，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，一家老小（包括父母亲和两个妹妹）既高兴又心酸！那个年代全国农村人口都吃“公共食堂”，家里一无锅二无灶，大妹念文说：“还好，哥哥正赶上今晚食堂‘打牙祭’”，不一会儿便从外面，端了一如钵大碗的南瓜浠饭回来，放在家里唯的的一张破条桌上，我满以为那就是给我舀的晚饭，捧了过来狼吞虎咽地很快吃个精光！完了，一家人还是围着我问这问那，我说“天就快黑了你们怎么还不去吃饭呢？”，他们都说“我们已经吃过了”。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，那一大碗南瓜浠饭就是一家人的晚餐！也就是说那天晚上除了我以外，一家人都没吃成晚饭。另外，所谓“打牙祭”，也只不过是浠饭做的稍稠一点，而不像平时那样，清水瓜菜汤里很难找到几颗米粒罢了。当时队上（生产队）公共食堂是按人头分“强劳”、“弱劳”、“大人”、“小孩”等不同标准供饭的。我这个“外来人口”，在公共食堂是打不到饭的，只能从家里人的口里省出一点来给我吃。我看到那种情形实在不忍，所以只在家里呆了一天，就又强忍着眼泪依依地走了，何曾想到那就是与父亲很后的一次绝别！1963年我第二次回家时，不少邻居悄悄地对我说：“你老的（即我父亲）硬是活活地饿死了的”。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，我只当没听见罢了，根本不敢向另外的人谈及。
母亲叫匡姚光，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直呼其名的人，或者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她有这样一个名字。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在那个时代，多数妇女一辈子也不曾有过属于自已的正式名字。母亲有名字，只是没有“知名度”，与根本没有名字的妇女比较起来，是值得自豪的！
母亲生于1907年冬月23（农历），卒于1980年八月初四（农历）。娘家在当地不是大姓，却是镇上有钱有势的大家庭。大约是因为自已觉得“门不当，户不对”的缘故，父亲从不到舅父母家去串门，舅父母也从未到我们家里来过。倒是母亲没有把这当一回事，常常领我们姊妹去舅家玩耍。记得我在镇上读小学的时候，有两学期还分别在二舅和三舅家里搭过中午饭。
母亲的父母亲（也就是我的外婆外公），不知是在我出生以前好久去世的，反正我从来没有见过，母亲好像也没有向我们几个姊妹谈起过有关外公外婆的情况。母亲娘家的侄辈们都叫她“九娘”，她也曾经说过她是兄弟姊妹中很小的一个，但不知道这九姊妹是否为一个母亲（外婆）所生。我知道母亲有三个兄长（也就是我的三个舅父），此外应该还有五个姐姐，可我不仅一个都不曾见过，对她们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。三个舅父中大舅父在我出生前即已去世，大舅母姓陈，没有生育，建国前拥有一笔可观的家产，身边常有一二名佣人，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。解放后财产被没收了，在镇上马路边垒了一个土灶，靠卖小菜豆腐汤之类的低档食品糊口，我1963年回家的时候还去看望过她。二舅父叫匡纯如，建国前曾多次出任本乡乡长，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判处徒刑（不知道判了多少年），据说后来死在服刑的监狱里。三舅父叫匡止斋，是本镇的袍哥大爷，曾在国军周汉西（师长）所部做过中级军官，据说解放前夕还任过两年国民党潼南县党部的书记长（相当于现在共产党的县委书记）。1950年清匪反霸运动中被判处死刑。
母亲没有上过学，大约是几姊妹常常在一起互相切磋的结果，也认得一些字，偶尔还断断续续地哼几句当时流行的小调。从我开始记事起，我们家里就有一位叫姜五姐的女性帮助母亲操持家务，一家大小七八口人衣食住行，虽然比较拮据，但打点的井井有条。姜五姐的年龄看起来比父亲稍大一点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家老小不分长幼，都叫“姜五姐”这个名号，连邻里乡亲和我们家的亲戚朋友也无一例外。家里人从未把她当外人看待，她也一直没把自已视作外人。我参军离家时，家里已经一贫如洗，父母亲拿不出一分钱给我，我也没想到要家里给我一点钱，姜五姐却悄悄地给了我一万八千元（旧币）。1953年币制改革，旧币1万元换成新币1元。因此所谓“一万八千元”也就是现在人民币（新币）的1元8角钱。不过那时物价很低（记得恰好能够买到一把上等的油纸伞），感觉已经不是一个小数。1960年我*一次回家时，父亲才给我谈起，姜五姐原来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，丈夫死的很早，无儿无女孤身一人，没有任何可以赖以生存的条件，“上吊”、“跳河”这些人间很悲惨的事件都在她身上发生过，那时正是父亲与第二任妻子结婚不久（推算起来大约是1932年前后），便把她当作亲戚请到家里来住，顺便帮助作一些家务。直到1951年底（我已经离家差不多快一年了），突然冒出了一个自称是姜五姐丈夫侄儿的人，状告我父亲把他的叔母剥削、奴役了20多年，他要求由他自已来供养他的叔母，同时要求父亲支付她叔母20多年的血汗钱。就这样把姜五姐弄到离我们家5里之遥的一个叫双水磨的地方去了！后来才知道，她从未往来的那个所谓侄儿，之所以要不择手段地把她要回去，只是为了在土地改革后期可以多分到一份财产和土地。我1963年回家时专程去看过她，没想到又是孤苦伶仃一个人，住在一间低矮潮湿的矛草棚里，老的已经难以辩认了，见到我时什么也不说，只是不断地擦拭着自已止不住泪水的眼睛！那情境让我也偷偷地哭了起来。
母亲跟父亲结婚时，四哥已经5岁了，自古以来就有“后娘难当”之说，不知母亲是否也有那样的感受，不过在我看来至少没有经历过此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。尤其在我从军、异新离世和念文、碧文相继出嫁以后，母亲一直跟着四哥四嫂（四哥与四嫂结婚应该是在60年以后63年以前）和他们的几个子女在一起生活，我几次回家见到他们，生活虽然非常艰苦，却能相互关照，母亲和四哥四嫂从来没在我面前谈过对方的任何不是。我因此曾暗自庆幸这“难能可贵”的母子、婆媳和祖孙关系！
1980年农历8月，我在省财厅办事，接到县财政局转发来的电报，知道母亲已于三天前不治病逝，待我直接从成都赶回老家时，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一堆黄土。面前的新坟虽然近在咫尺，却隔在阴阳两个世界了，想到连遗体都未能见到一眼，不禁潸然泪下！在泪眼瞑瞑中我暗自猜想，母亲也许会原谅我的，因为她知道父亲去世两年以后，我才有机会在他老人家坟前烧*一柱香。当时我很难过，母亲却说：“你伯伯（父亲）知道你的难处，他不会埋怨你的”。比起父亲来，母亲算是幸运的。